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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2-18 16:02

摘要:地理学是决定国家历史命运的第三种力量。

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国家唯一明确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园区5

201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中提出,地理学是决定国家历史命运的第三种力量。这里的“地理学”并非基于物质地理视角,而是基于经济地理视角。《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某些地方发展势头良好,是因为它们普遍遵循了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大典型特征和内涵,促进了地理结构的变迁:一是提高密度,二是缩短距离,三是减少分割。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情况在于,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使得化解产能过剩和破解“胡焕庸线悖论”成为难以逾越的两道坎。一方面,中国长期以加工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化发展与产能过剩的困境。另一方面,过剩产能未能转化为实际福利惠及欠发达地区,“胡焕庸线”两侧产能不均衡布局,依然是中国经济地理上难以破解的难题。

该双重难题主要源于经济地理格局演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产能分布遵循从分散到集聚而后再分散的“钟状曲线”演化特征。例如,改革开放中前期,中国沿海地区在外资牵引下,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素向东部沿海集聚的地理集中化趋势起主导作用。而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出口和外商投资增长乏力,外力已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地理的优化,区际福利水平在空间上高度失衡,“胡焕庸线”右侧虹吸各类高等级生产要素的趋势短期难以逆转,偏离了“钟状曲线”路径。因此,在区域公平方面,内生的分散力应发挥推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优化的主导作用。

为了破解上述双重难题,中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措施,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其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战略构想,突出了内与外、东与西、沿海与内地、工业与农业多重互动,从多时空、多维度、多领域实现战略合作。这些战略区域构想顺应了全球经济的区域主义浪潮,构建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放到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及全球治理模式变迁这一全新的国际关系当中。为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中国将开放格局由原来主要向东开放,调整为向东、向西双向同时开放,拓展了内陆、沿边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伴随着中西部始发的亚欧班列开通,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沿海地区的第一自然优势,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的意图明显。而从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创新链(GIC)互动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改变中国与沿线国家参与GVC的角色,重构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东道国凭借输入的资本和产能,以新的分工角色嵌入GVC,实现本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在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关联中,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创新和金融环节,一定程度上是对发达国家相应功能的替代,有助于中国从GVC向GIC的战略切换。

遵循重塑经济地理的三大典型特征,跨区域产能合作,就是要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密度;重构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纽带,就是要缩短沿线国家的经济距离;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和文化根基,就是要减少区域分割。问题是在支撑中国未来区域经济增长的区域发展战略重构中,经济地理格局如何动态地与区域产能承载力相匹配?产能分布的空间结构演变如何影响区域福利水平?如何在深度开放框架下实现区域整体福利的改进?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结合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战略理论。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福利经济学双重视角,构建两国三区域资本流动模型,从理论层面诠释“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部分源自于产能的重新布局,而产能过度集中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在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个人投资决策倾向于将资本投向大市场地区,导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时常相悖,加重了经济地理格局与产能分布之间的不匹配,削弱了一体化的政策效果。第二,从演化角度看,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正在从“钟状曲线”右侧向“钟状曲线”左侧过渡,由区域一体化推动产业资本的跨境流动带来的福利效应要远高于单纯的资本积累,并且普通劳动力从中获益更大。第三,国际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体现在,通过产能与资本创造部门的对外输出不仅能提升部门效率,缓解本国产能过剩的负外部性,而且依托经济增长的分散力,反过来有助于本国经济地理演化,优化本国产能布局。同时,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也提高了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缩小了两类消费者的福利差距。本文研究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整合并再平衡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构建以中国为龙头的区域价值链。一方面,发挥企业集团和企业集群的互补优势,实现企业“抱团走出去”。抓住国企分类改革契机,利用资本市场纽带引导大型企业集团合理重组和布局产能,并以重大项目工程和平台建设为战略支点和操作抓手,塑造部门和地区支持系统;利用东部地区成熟园区的建设经验,以产业园区为载体输出产能,为东道国发展集聚经济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优势领域推广中国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推动行业标准的共性技术研究,形成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谱系。吸收东道国的创新要素,降低创新成本,逆向溢出并服务于本土经济。

第二,破解“胡焕庸线悖论”难题,重塑国内经济地理格局。以中国为中心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实质上是国内价值链空间及内涵上的战略延伸。利用平台技术和整成技术,在中西部地区培育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公地,通过率先在高铁、核电领域塑造W型价值链,无缝对接东道国的价值链。遵循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三大特征和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提高“胡焕庸线”左侧的中西部经济密度,塑造由T字型分布向H型分布的区域战略纵深。培育定位于产业中心与物流贸易中心的城市群,并且行政中心职能和市场中心职能各司其职。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战略实施环节,要注重发展相应的区域性融资平台功能,提升资本运作效率,使得产业资本能更多、更好地配置于具有巨大潜力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广阔的国际市场。(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梁华 摘)

责任编辑:李晓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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