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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风险成为中企“必修课”

安永EY 2018-01-10 15:32 刘烨

摘要:在2017年年末,中国外交部亮出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的成绩单。截至目前,中方已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中国企业将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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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年末,中国外交部亮出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的成绩单。截至目前,中方已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中国企业将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风险?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风险,包括政治、法律、税务、财务、通胀、汇率、外汇管制、环境等风险。

大类上来说,最核心的是政治风险,这包括对方国家政治的稳定性,也包括对方国家的法律环境是否完善、法制体系是否健全。此外,安全风险某种程度上也和政治有关。如果政治稳定法制健全,一般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大多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关系到项目能不能够顺利融资、落地、顺利实现建设和运营。

此外在个别国家,安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巴基斯坦为例,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先行性项目,吸引了很多人去投资。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和巴基斯坦有着传统的友谊关系,政治风险相对较小。但因为有一些极端势力和临近阿富汗等因素,当地可能会存在一些武装分子、恐怖分子群体,安全风险就成为了核心。为此,巴基斯坦安排了近1万人的武装力量,保障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中方人员在投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另外就是政策和法律风险。有的国家法律体系不是很健全,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和框架指引,需要和对方政府去进行一对一的谈判,那么谈判的有效性就值得确认。特别是一些国家所提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优惠条件,是和其现有法律冲突的,或者是现有法律无法确认的。中方企业应该注重落实,需要当地国家采取法定程序和手段做一些修订或是额外授权,以使协议中的优惠政策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得到确认。

二、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首先,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防范不是某一点的单点防范,或者是采取某个具体措施去做防范,它一定是一个成系统的防范体系,而这又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层就是国家风险的防范,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法律、政治和安全风险。在选择进入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审慎的评估,分析这个国家值不值得投入、能不能获得和风险相称的回报、能不能管理好这些风险。像有一些国家或是地区,目前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投资进去的风险和报酬很可能是不成比例的,而且后续再做任何具体措施也多半是无效的。比如,合同设计得再严密,风险分配再合理,政治和安全风险也会使你没有办法去落实合同约定,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因此,国家风险是风险防范体系的第一步。只有进入到一个风险可控的国家,才会有其他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第二层就是通过合同体系进行风险防范。基础设施投资一般有着投资大、周期长、杠杆高的特点,项目参与方也众多,包括所在国政府、投资人、金融机构,而投资人还可能是一些由几方组成的联合体或合资公司,此外还有承包商、分包商,各种利益相关方非常多。这就要求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合同体系,去安排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把项目风险在不同群体中去分配。谁适合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谁去管理什么样的风险,是通过合同体系去严密分配的。

举例来说,风险可以通过项目主合同(一般是PPP协议,或者不同行业的特殊体现形式,例如发电行业的购电协议、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等)在投资者和所在国机构间分配,例如,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基建项目所需的土地,从风险的合理分配的角度来讲,由于当地的土地登记制度和交易或补偿体系可能很不完善,土地获得的风险就不应是外国投资人来承担,而是应由所在国机构或政府承担,包括土地提供成本发生超支、导致项目发生延期的经济损失。此外,风险也可以通过附属合同(例如EPC和运维合同)分配,例如,项目设计和建设风险,在PPP协议中由项目公司承担,但可以通过EPC合同把风险分配给EPC总包商,将从PPP协议里分配到的风险通过一些附属合同合理转嫁出去。

第三个层面就是通过定价机制转移或规避一些风险。比如,在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的电站项目中,虽然每一期的发电收入是以当地货币收取的,但可以通过在电价的定价机制中加入美元对当地货币的指数调整,使得项目公司每期拿到的都是按当期汇率折算的对应等额美元的当地货币,再配合上政府的外汇可得性的保证,来缓释了项目的汇率风险。

第四层就是购买相应的保险。这包括负责地震、火灾等自然不可抗力的商业保险,如果发生了上述事情,它既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是投资人的责任,只要购买了完善的保险安排,就会有保险机构负责赔付,项目可以修复后继续投入运营,获得合理回报并继续为所在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国企业通常也会购买中信保的政治险,来规避前面提到过的政治风险,比如发生了战争、汇兑限制、国有化征收等情况。

三、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防范还有什么建议?

其实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我们就已经服务了很多的客户,特别是一些央企去海外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觉得首先“一带一路”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机遇,但在推进“一带一路”投资的时候,我们还承担着要更多地去宣传“一带一路”市场运作原则的工作。

“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而非援助行为。在很多我们处理过的项目所在国,特别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它会把这理解成这是援助行为,所以会觉得投资人不应该提出一些合同要求,或者认为中方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所要求的回报水平就应该是非常低的,但这些合同及回报要求恰恰是市场化行为中投资人必须提出的,这样才能保障投资人的风险是可控的,回报是合理的。所以这方面还需要政府、市场主体去充分和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宣传,去介绍“一带一路”是一个商业行为、市场行为。

第二点就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如果能够在一些我们重点投资或是中国企业投资额很大的国家,有更多的政府间协议或框架安排覆盖,可能保障性会更强一些。特别是一些我们投资了几十亿美金的项目所在的国家,最好政府能够出面和当地政府有一些类似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谅解安排和机制,这样对于项目的安全性、投资风险的管控都会有帮助。通过双方政府形成保障机制,共同构建一个很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或是纠纷解决机制,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

(刘烨 安永大中华区财务交易咨询部基础设施及项目融资合伙人)

责任编辑:王国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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