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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

质检发展研究 2017-12-25 16:49

摘要:日前,质检总局在京举办以“‘质量提升’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深入研讨党的十九大关于质量工作的新论断、新要求,聚焦新时代质量提升,共商新阶段质量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张晓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原国务院参事张纲等质检系统内外10位专家参加座谈。

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1

日前,质检总局在京举办以“‘质量提升’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深入研讨党的十九大关于质量工作的新论断、新要求,聚焦新时代质量提升,共商新阶段质量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张晓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原国务院参事张纲等质检系统内外10位专家参加座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建设质量强国、显著增强经济质量优势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都与质量紧密相关。在前不久的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就质量提升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举措、保障措施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量发展道路是什么?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质量工作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变化?质量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是什么?质量变革的内涵是什么?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之间是什么关系?质检部门如何找准定位、有效发力,通过质量手段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奋力推动质量提升,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质量工作面临的重大命题。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有新质量观”

面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怎么看质量?怎么抓质量?

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转型”,质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掌门人”,张晓刚多年来致力于全球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提升,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研究未来质量工作,必须把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着力点。而解决不平衡问题,必须摒弃传统思维,认真反思,对症施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是产业经济领域知名专家,在产业政策、经济增长、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中颇有建树,其专著《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2016)、《新时期产业政策研究》(2016)引起共鸣。他认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质量就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不抓质量,就意味着我们放弃或者忽视了未来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

赵昌文强调,新阶段要有新质量观、大质量观。所谓新质量观,就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的质量观。所谓大质量观,从宏观上说,就是整个经济不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整体经济风险可控。从微观上说,就是企业产品有市场、有竞争力,企业整体有效益,劳动生产力、资本产出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

原国务院参事张纲长期在质量部门工作,曾任质检总局总工程师,对经济与质量有着深入思考。他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攻坚期赋予质量工作的历史使命。抓质量既要突出抓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的提升,又要统筹推进产业质量和区域质量的发展与升级。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认为,新时代的质量观首先新在理念,要有新目标、新内涵,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质量期待。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的质量供给侧改革,二是依靠创新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三是强化人与自然和谐的质量意识,四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质量文化,五是走开放合作共赢的质量道路。最核心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质量观,包括质量的人本特性和质量的量化特性。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施宗伟认为,新时代质量发展呈现出明显特征:一是从偏重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向全面发展的质量转变;二是从过去保障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到提供优质供给体系的质量转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三是以实现“政府有形的手”作用为主转向“政府有形的手+市场无形的手”双重作用;四是从过去单一抓质量转变为抓质量和抓效益并重。他建议,要将“追求卓越,以质取胜”作为质量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任小铁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宏观层面,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抓好质量提升,突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微观层面,要紧紧围绕质量创新抓好质量提升,着力推动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

“质量变革应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那么,究竟什么是质量变革?如何推动质量变革?

张纲认为,质量变革应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应该包括质量发展理论、质量技术与质量管理创新的变革,包括质量制度与政策的创新变革,还包括质量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变革等。他建议,要坚持大质量理念,促进质量发展定位的变革;要坚持质量效益发展,促进质量提升目标指向的变革;要坚持开放理念,谋求集成效益,探索质量基础建设的变革;要以实施工程为载体,探索质量提升推进思路的变革。

他强调说,要以大质量定位推进质量管理体制的变革,在体制上要符合国家战略地位,在机制上应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他特别指出,以效益看质量是质量管理的一场深刻变革,意义十分重大,在国家目标上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在改革进程上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在推进动力上关系质量提升的持续发展。

关于质量变革的内涵,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何桢从学者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他回顾了中国质量的发展历史,总结了中国企业的质量现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关键,就是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在解读了“戴明十四条”质量思想之后,何桢提出,质量变革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系统质量观点,二是管理变革之路,三是扎实理论功底,四是心理学。

关于新时代的经济增长,十九大报告中不再沿用传统的GDP翻番目标,而强调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实现经济增长。“三大变革”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对此,施宗伟提出,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三者组合起来,成为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不可或缺的手段。结合广东省企业情况,施宗伟认为,对于有强大管理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大企业而言,动力变革影响最为显著,但对于中小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更为直接,也是需要重点下功夫的地方。总之一句话,要通过质量变革提升效率,通过效率变革最终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变。

“解决中国质量问题需要双管齐下”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何桢认为,解决质量问题需要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共同发力。

张晓刚指出,我国取得被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源于“政府+市场”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研究中国质量问题,就要思考如何将政府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赵昌文强调,如果政府监管跟上,再加上市场公平竞争,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质量问题。

在质量提升过程中,如何平衡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赵昌文认为,适应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发挥好两者的作用。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质量工程特级专家蒋家东指出,在新形势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存在矛盾。从质检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看,监管有为,企业有时会不满意,认为管得太多太死;而监管无为,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群众也会不满意,认为是监管失职。因此,必须在坚持质检为民导向和维护企业利益之间实现精巧平衡。

国际认可论坛(IAF)主席、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主任肖建华认为,质量的提升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特别是供应链对质量提升具有内生传导作用,能够引导市场端发挥作用。赵昌文认为,解决好市场公平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质量问题,推动质量提升。

如何发挥好政府质量管理部门在增强经济质量优势方面作用,是大家的共同关注。赵昌文认为,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市场质量监管好比打通任督二脉,使质量套利问题很难发生,甚至能够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从而促使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

“质量提升的核心要义

是从量变到质变”

如何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崭新的起点上全面贯彻落实好《指导意见》,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肖建华指出,《指导意见》是典型的符合我国发展阶段要求的国家质量政策,是国家最高质量政策。方向认为,量值是质量提升的前提,量值的精准是质量提升的路径,质量提升的核心要义是从量变到质变,实现质的飞跃。他特别阐述“在大数据时代,更有一个说法叫量值定义世界”。

张纲指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我们曾搞过声势浩大的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质量和安全年”活动,得到了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但如何巩固成果,久久为功,真正实现像《指导意见》所说的“破除质量提升瓶颈”,形成长效机制,需要一批质量工程来支撑。对此,张纲提出要实施三大工程:一是质量攻关工程,聚焦一些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采用政府扶持、市场引用相结合的办法实施一批重点工程;二是现代质量管理的推进工程,包括质量标杆企业的引领示范,经济生产的推进、质量风险的分析以及使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质量技术和质量管理创新的示范工程;三是促进质量综合性工程,为整个国家质量升级提供基础支撑服务。

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对此,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程虹主张“推进质量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他认为,质量技能型人才是国家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管理人员、经营人员和科研人员共同构成企业的人才主体,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程虹还特别建议加快推进国家质量技能型人才全面激励机制,研究设置企业技能人才补贴,通过实施“工匠精神提升专项”,推动在细分领域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的“工匠”自主创业,广泛建立独立注册的工匠工作室,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

“标准是解决不平衡的制度工具”

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准化在支撑产业发展、引领质量提升、便利经贸往来、促进科技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增强经济质量优势,首先要发挥好标准的作用。

张晓刚以《标准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发展》为题,提出“将标准作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工具”的深刻见解。他指出,标准是质量的基础,抓质量就必须抓标准,重视质量就必须重视标准。他认为,作为执政立国的制度工具,标准与政策法规具有很多共性,但区别也很明显。政策和法规是一国、一省甚至一市发布的,更多带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只能在一国、一省、一市内采用,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工具。而标准则是由利益相关方参与,通过协商甚至妥协、争论最后达成的产物,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工具。标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弥补政策法规的缺陷,可以成为一个区的标准、一个市的标准、一个省的标准、一个国家的标准,也可以成为国际标准。由于其自下而上的特点,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可将标准作为解决地区、国家甚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度工具。他强调,要深入思考如何用标准化手段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推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甚至通过提供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程虹多年来持续关注团体标准发展,他认为,让团体标准成为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他表示,政府标准是基础性标准,而真正的市场选择主要是依靠团体标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由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共同构成的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标准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能的共享。同时,充分发挥团体标准满足多元需求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和激发团体标准之间的相互竞争,最终在我国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标准机构。

赵昌文断言,一个标准一旦在某个区域形成共识,实际上比一个项目产生的影响力要大很多。他提出,光靠企业和行业协会(团体)是不够的,政府要在标准化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他呼吁:我们要努力让中国标准走出去!

肖建华则从认证认可的角度阐述了标准的作用。他说,要依托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顶端制造商,充分用好质量基础设施,依据标准的认证制度作用,解决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带动整个供应链质量水平的提升。

“质量创新是所有企业

转型升级的普适性路径”

《指导意见》指出,要引导、保护企业质量创新和质量提升的积极性,特别强调鼓励以用户为中心的微创新,推动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协调发展。

在程虹看来,质量创新就是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的改进和提高。近年来,程虹所在的武汉大学广泛开展了中国质量创新调查,调查区域覆盖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26个城市,获取了1158家企业和9103名员工的有效问卷。通过调查发现,质量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他建议在质量工作中引入质量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机制,进而有效地促进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双提高”。

任小铁引用德国企业的案例,认为德国企业特别是许多非研发企业实质上是通过质量创新获得了市场竞争优势,这对处在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我国企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认为,质量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率的重要因素,具有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快等诸多优势。他指出,科技创新往往是精英的、小众的,而质量创新恰恰是所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适性路径。质量创新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往往更具普遍性和适应性,其持续创造的综合经济效益不亚于、有时甚至高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他建议,要广为宣传质量创新对广大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普适性意义,将质量创新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等进行全面政策对接,支持企业成立质量提升小组,开展微创新。

“企业要加强质量战略和质量策划”

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指导意见》提出,要提高决策者、经营者、管理者、生产者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素养。

程虹指出,企业是质量建设的主体,企业家是企业质量建设的核心,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离开张瑞敏就很难谈海尔,离开了任正非谈华为也不现实,必须发挥企业家在质量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程虹认为,我们常说“老大难,老大难,抓住老大就不难”,在质量领域更是如此。让企业家有充分的激励和约束是发展质量最根本的问题,要建立企业家质量能力提升机制,让他们认识到质量创新的作用,掌握质量创新的基本方法。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让企业家参与这样的培训。

针对企业如何履行好质量主体责任,何桢提出,要加强质量战略和策划。一要企业高层重视,制定清晰的质量战略规划,该规划要有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强有力的执行力。二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流程,包括设计质量、供应质量、过程质量、服务质量四个环节。三要构建良好的质量文化,这是做好质量管理的基础和保障。

在谈及企业质量管理现状时,何桢表示“不容乐观”。他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企业获得了ISO9000认证但有的效果不甚理想;企业高层领导的质量理念尚需提高;现代质量管理方法应用水平较低;质量专业人才缺乏。

“实现从‘罚到倾家荡产’

到‘赔到倾家荡产’”

《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多元治理,构建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质量共治格局。会议上,多位专家围绕质量共治话题发表观点。

何桢认为,政府要加强质量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打击假冒伪劣的有效性。任小铁建议,要从法律上解决赔付力度不大、违法成本过低问题,真正实现从“罚到倾家荡产”到“赔到倾家荡产”的根本性转变。每个消费者都要成为市场“监督员”,构建起社会共治的质量监督体系。他从抓质量安全的角度,认为应当加快构建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为核心、消费者权益维护为基础、保险救济和社会救助为保障、市场技术基础建设为支撑的政府依法监管体系。

关于质量治理结构,赵昌文认为,政府监管是衔接消费者和产品的中间环节,这在质量领域更加突出,质检部门在质量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强化。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上要有顶层设计,真正构建起以质检部门为核心、层级清晰、权责分明、有权必有责的大质量监管体系。

创新监管模式,实现有效监管,历来是质量工作的难点。程虹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尝试通过全流程、全覆盖监管来规范企业质量,事实证明很难,最头疼的是老板作假我们不知道,所以探索建立对企业家的质量约束机制很重要。程虹介绍,在美国有很多“吹哨法案”的案例,企业家想作假,员工很清楚老板怎么作假,又由于举报就有奖,所以员工很容易举报。“吹哨法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企业家有着非常强的约束力。这一机制,实际上比我们增加多少监管力量都管用。未来中国的GDP还要增长,市场主体还要增加,采用这种质量吹哨机制可能更好。

“NQI是一个国家发展质量的基础”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方向先后在国家标准委、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NQI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他认为NQI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绝不仅仅是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的基础,更是一个国家发展质量的基础”。他进一步定义说,NQI是“质量提升的桥梁”,是“科技创新的钥匙,降耗增效的依据”,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是“21世纪解决国家发展质量问题的终极答案”。

他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英国计量院联合提出的模型为例,把质量基础设施比喻为创新与商业之间架起的桥梁。他归纳说,计量解决客观性,标准解决协调性,认可解决公正性,而检验检测与认证解决服务性。计量控制质量的水平,标准引领质量的提升,认证认可传递质量的信任,而检验检测提供符合性判断的依据。他举例说,国家电网之所以在智能电表上取得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把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

方向指出,我们这几年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确实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四个领域各自为政,力量不同,方向不同。这四个要素就像动车组的四个车轮,当协调一致、平衡发展的时候,就会动力十足,成为“复兴号”高铁。否则,不仅不能形成合力,甚至形成抵消效应。

张纲认为,NQI是创新支撑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载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作用更加突出。NQI具有要素整体作用的倍增效用,成为技术交流合作促进贸易便捷化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可或缺。

肖建华指出,国际组织将国家质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作为新概念纳入了质量基础设施的定义中,强调质量基础设施是国内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是进入国外市场的重要支撑。他建议鼓励市场端相关方积极参与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市场端各相关利益方在质量提升中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施宗伟从商鞅变法把统一度量衡作为经济改革重要举措说起,认为质量基础设施不论何时都对增强经济质量优势起着重要作用,必须在质量提升实践中长抓不懈。

任小铁的观点直截了当: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建设质量强国的根基、提升经济质量的保障、维护国家市场技术权益的手段,要将质量基础设施与水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一样,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盘子。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质检工作的

   首要职责要逐渐转向‘促发展’”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质检工作面临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质检部门如何确定坐标、找准定位、有效发力,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对此,蒋家东提出了“目标转变论”。他认为,多年来质检部门坚持“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工作方针,“抓、保、促、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质检工作主要任务应当逐渐向“促发展”侧重。

蒋家东进一步分析,新阶段质检部门一是面临方向与目标转变的挑战,二是面临质检体制机制改革的挑战。过去质检工作的首要职责是“保安全”,尽管也讲“促发展”,但“促发展”没有职能,也欠缺抓手,下一步应当凝聚“促发展”的资源,拓展“促发展”的职能。对于质检工作体制机制,要进行再设计,构建统一权威的新质检体制,明晰质检领域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对相近职能的单位进一步整合、归并。

张纲在发言中“大胆建议”:能否像美国的NIST一样,把总局四大院合并成一个副部级的单位,使其成为中国统一的、整合的NQI研究机构。

蒋家东认为需要精巧平衡三个方面矛盾:一是保安全与促发展的矛盾。表现在出现系统性质量安全问题将面临极大风险,但死守安全底线又会导致质量发展缓慢。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矛盾。大的政策导向是放松事前管制,但这样有时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缺乏有效手段。三是无限质量与有限质检的矛盾。质量边界非常大,但质检职能比较窄。蒋家东为此建议:如何精准定位、高效履责,如何与其他部门有效联动、协同工作,如何科学授权、吸纳和运用社会资源参与质量治理,需要对质检工作体制机制进行再设计。

对于质检部门如何更好履行职责,来自出入境检验检疫和质量技术监督一线的两位质检专家施宗伟、任小铁有着自己的见解。

施宗伟从如何认识新时代质量工作、如何把握新时代质量发展三个关系、如何抓好质量提升关键环节三个方面,畅谈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新阶段质检工作要把握好质量与安全的关系,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系,质量基础设施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的关系。

任小铁以“四个围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抓好质量提升,突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围绕质量创新抓好质量提升,着力推动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围绕体系建设和机构建设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厚筑质量强国根基;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不动摇。

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2

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2

这次圆桌会议,聚焦“质量提升”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量思想的研讨会,是把握发展新阶段、明确质量新定位的座谈会,是把脉质量问题、切磋质量观点、共谋质量提升的交流会。专家们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纵向比令人鼓舞,横向比毫不逊色。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质量发展任重道远,质量提升面临许多挑战,“迫切需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之际,质检总局在第一时间组织传达贯彻大会精神,局长支树平要求全系统认真学习研究十九大报告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质量思想,着力研究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推动经济发展立足点的变革、工作着力点的变革、政策支持点的变革,从宏观、中观、微观上破题,促进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组书记侯建国要求,要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关于质量的战略思想学懂弄通做实,在把握质量工作主要矛盾、推动质量变革、显著增强经济质量优势、更好发挥质检部门作用、增强质量提升有效性、加强党对质量工作领导等6个方面努力破题。

“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为了赢得未来,我们必须狠抓质量。

责任编辑:顾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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