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凡：张老师演讲的时候说到，中国人现在并不怕跟老外竞争，中国人怕的是自己和自己竞争。这方面贸促会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尤灿：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在刚刚结案的越南彩钢板的保护案里面，我们比较创新的创造了WTO第二例中国第一例，由出口国控制配额的配额结案方式。这个案件结案之后，越方如果想向中国买这样的产品，要在出口商手上买。这个方式我们怎么做到的，就是成立这个小行业的行业自律组织。大家加入你肯定有理由，在这个案件里面是这样，其他案件由没有可能帮大家带来蛋糕？比如葛总现在做的农场，我们可以提供提供的思路是，有没有可能除了反销回中国，再销往对中国发起案件的国家？发起案件，中国大部分农产品都会打出去，这个市场就空下来，但是八成不会打巴西，这是不是一个开拓市场的方向？同时整合行业和产能对接的角度，中国的化肥有没有可能跟着你们农场走出去？农机有没有可能？这些就是在信息的收集上，有没有可能我们促进机构可以帮大家考虑一些，利用手上的资源帮大家做一些事情。
尹凡：谢谢。马老师，刚才张海冰张老师讲的时候，虽然咱们有国家层面的推动，但是任何风险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企业自己去面对。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从国家层面来推进金砖合作，未来是新的十年，对企业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吧？
马丽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尤其是5·14北京峰会，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今年很明确的两个任务，一个是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的推进，还有第二个任务是一带一路的建设，相互是相依相存的。
刚才我听各位业界精英谈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我觉得背后是文化要走出去。但是文化和企业走出去，你的目标不是单向文化输出，而是要文明交往。实际在一带一路，为什么现在反响，沿线地区反响、认同度这么高，更大的意义是，我们盘活了丝绸之路这个两千年以来的一笔文化资源。也就是说，这个丝绸之路已经实体走向虚体，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那么能够进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已经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的关注。因此我觉得，企业投资环境里面，它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是企业风险评估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包括张海冰教授提到的，全球经济治理里面，实际我们可能关注的是软治理，它更多是软风险。比方说暴恐、难民等等这些问题。因此我觉得，企业走出去，到底是谁走出去？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走出去，而应该是一个配合协同的走出去。尤其要有强大的文化的支撑，和一系列的项目作支撑。
尹凡：追问一句，的确它是一个文化上很重要，民心相通，五通之一。但是咱们中国人和这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体量太大，庞然大物。就像刚才谢总讲到的，包括刚才提到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外债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很重的事情。比如说云南在中国，大家可能认为是一个GDP很小的省份，但是它的GDP是缅甸的四倍。和沿线的国家交往，的确是太大，他们会非常怀疑你的意图，咱们怎么办？
马丽蓉：其实现在的疑虑，包括误解，在沿线的国家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我们有很成功的例子。昨天我们在北京，谈到中非合作经验的借鉴，实际上坦赞铁路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抱团的例子，但是我们持续的大投入，从1970年开始，在非洲大地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精神产品、公共产品，这实际就落到了人际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对不同历史文化的了解、包容和尊重。
但是我们可能企业走出去，如果你利字当头，尤其是没有基本的当地宗教文化社会的基本的国情的知识储备，包括巴西，你不了解它的部落，为什么这里就不让你互联互通，因为和它的传统有关系。还有暴恐，现在暴恐未来扩散的地区，恐怕除了北非就是拉美。这些我们都要预先设防。
我刚才说到坦赞这个项目，配合的是从1964年开始中国的医疗，援外医疗队，他们用了跨世纪，根根银针扎下去，撒播的是大爱。也就是说大爱传播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五通里面为什么民心难通，恐怕人文交流还得有人文精神作支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这就是我们人文精神的根基所在。这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强大的后盾。
尹凡：谢谢马老师。我们今天开始得有点晚，但是也不要耽误大家太多周末的时间，我们再聊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刚才谈到机遇，下面谈一下挑战和风险。还是从葛总开始，葛总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巴西遇到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办都办不成的事。
葛俊杰：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在探索走出去过程当中有几个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等于就成功了，这一点是非常关键。我们目前有钱，控股以后，就把我们自身一条体系带出去。
尹凡：您现在当地的团队是当地人为主？
葛俊杰：我们都有。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收购完成以后，基本是保留团队。靠就靠公司治理，认同当地的法律和文化，在寻求利益最大化上来寻求投资以后的系统管理。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国际化，现在许多企业失败在最后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认为这个企业我收购以后，你必须听我的。错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第二个，收购跟重组和融合，实际上是后面的收购以后的协同、融合和整合比并购更重要。收购是物理形态的变化，融合是化学变化，等于收购以后是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要把这个小孩从幼儿园开始，慢慢持续发展，你需要持续的投入。这一点中国企业在出去过程当中，是没有更好的准备，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三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节当中，尽调当中只注重财务尽调、法务尽调，但是自身这个项目的战略是不是符合未来的协同，没有很好的尽调。第二，对团队没有很好的尽调，对被并购标的公司的商业模式没有很好的尽调，出现了风险和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中碰到的，一般我相信大家走出去，普华永道也好，大家做财务尽调，律师事务所做法律尽调，但是商务尽调、商业模式，包括团队的尽调，我始终认为，两家企业能不能合作，还是说对话、找对人、做对事，这是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企业往往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许多失败的，现在有一个统计数据，基本上收购下来以后，团队全部替换的，失败概率很高。北京有家央企在澳大利亚收购一家企业，基本就是由于团队的冲突，收购交割以后，团队全部替换，这个项目最后实际上是失败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我们不能把并购看得很简单，我是认为，关键问题你的投资逻辑，中国企业走出去，你必须符合自身的战略。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认为是处于初级阶段，一定要以市场消费者作为基本的出发点。第三在投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团队，能不能真正融合于整体的企业和集团的战略过程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到巴西投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投资的不是农场，而是轻资产。
尹凡：我说农场说错了。
葛俊杰：不是农场，刚才讲我们已经在考虑既要把大豆带到中国市场，我们不想跟ABCD来争夺，但是至少是中国的市场，最终要有中国人的话语权。我们目前已经在考虑，把中国产能过剩的化肥和农药下一步通过我们在巴西的两个平台，能够生根和落地。我们现在服务了一万四千户农民，同时大概是八百万公顷的土地，所以空间很大。中国花费、农药产能过剩，也要国际化。
尹凡：产能合作。
葛俊杰：化肥和农药，我认为这个空间很大，所以我们目前准备，最近科技部副部长到巴西以后，我们现在跟中国的一些化肥、农药的制造企业，包括和沈阳化工大学，研究巴西当地土壤，把中国农药、化肥在巴西找到需求，平衡进出口。
在巴西的角度来说，目前确实是，投资一家企业，文化理念不一样。但是我今天要呼吁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有家国情怀、事业梦想。我原来是在体制内，离开体制以后。
尹凡：以前是在光明。
葛俊杰：对，就是冲着这种事业梦想和家国情怀。我们现在真正的一些主权基金、商业银行，真正需要有家国情怀的主体。
尹凡：可不可以诠释一下您的想法是哪里来的？
葛俊杰：中国企业走出去，我真的非常认同抱团走出去，不能单打独斗。倒不是投资主体的问题，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走出去，角度不一样，能够形成更加系统完善的体系。但是目前在国家战略的架构下，到巴西进行布局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找商业银行给我们融资的话，一看民营企业，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
尹凡：找花旗银行好了，她坐您旁边。
葛俊杰：再说了。我想中国现在走出去，我觉得需要金融的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这不单单是支持问题。我们现在国内的许多金融企业，我是认为还没有准备好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没有准备好，金砖五国大的利益格局，如何体现金融支持、企业国际化，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的分享社会资源，这个社会才是进步的标志。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艰苦，原来我在体制内，贷五亿甚至五十亿，真的不用操心。现在我们走出去过程当中，想银行配套一个亿美金，我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民营企业，有家国情怀、事业梦想，我呼吁商业银行、主权基金也应该有家国情怀、事业梦想。
尹凡：谢谢葛总。虽然这样，您依然没有后悔离开光明。
葛俊杰：没有，我三十七年一直从事我深爱的食品和农业。第二，离开体制以后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我还是认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尹凡：即使融资变得更难。
葛俊杰：对。我觉得这是我离开体制一个基本的探索，人生的探索。就是我确实是一种情怀，希望在三十多年在体制内做了以后，离开体制以后，到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平台去做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最终的中国企业，不管，或者说应该淡化国有和民营，更突出企业是市场主体。
尹凡：谢谢葛总。刚才葛总一直在讲家国情怀，那么从一个专业的服务商的角度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面对哪些挑战？
蔡晓颖：葛总说的都是我们见到的实际案例。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后面还要管。现在的很多现象是，管不了、管不好，就有很多失败案例。我们后面可能要出一本书，失败案例的集，这个出出来也不锐意。实际上这就是成长的烦恼，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过去四十年，从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走到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谈一带一路这样伟大的事情，事实上是多不容易。
尹凡：非常高大上。
蔡晓颖：对。然后这个时间多短，我们三天吃了人家四十年的饭，这不可能都是非常顺利的。所以这些肯定是要付学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葛总讲的我非常赞同的是您的家国情怀，但是走出去我要呼吁的是，还得有一个国际的意识。我坦率说，我们在学怎么样去非洲。你看英国人怎么在非洲操作，为什么非洲至今为止，非洲人民的高层还是去英国留学，还是有这种留恋，why？其实这跟我负责的另外一个事情有关，我们在做创新城镇化的建设。不管到哪，包括中国，包括境外，包括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你就把自己放到他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当地，除了商业以外，还能想到当地的基建能够帮助
多少人，当地的学校能不能投几个，当地的医院能不能帮助改造，人家会记得你。很多时候人的要求是一样的，不分他是什么颜色的人，还是讲什么语言的人。当初我看到的非洲人讲，对，英国人来了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有工作了，我有俱乐部可以去游泳了，我的小孩以上学了，我愿意为他打工。所以这个是后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套路其实很长的。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先把这些事情在中国做好，我觉得是第一步。中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需求，也希望有好的医院好的学校。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到。
尹凡：谢谢。张行长歧视民营企业吗，如果他们找你融资的话？
张晓萌：当然不会，企业走出去融资渠道会有很多，如果银行直接融资不够，我们可以考虑间接融资，比如考虑发债等等，这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看。尤其是新的企业，要考虑总公司愿不愿意提供担保，如果不愿意提供担保，就成立一个月，叫我融资也有点为难。所以要看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
尹凡：张行长作为专业人士，您给我们讲讲在您看来，从业的过程中，的确在融资方面，金融方面，会有很多的风险，外汇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对吗？
张晓萌：对的。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咨询我们最多的，我们感觉企业最关心的就是政治风险。比如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关系怎么样，当地政府的政局是否稳定，以及当地政府的影响力等等，这是政治性的风险。第二个比较关心的，就是之前讲的，一个是流动性的风险一个是汇率风险。特别是汇率风险，因为流动性的风险，关键就是资金链，
因为都是长期项目，资金链不能断。还有汇率风险，相对来讲最近几年走出去的企业开始重视了。因为汇率风险其实直接决定了企业以后赚钱不赚钱，或者是经营程度怎么样。刚才振华重工的黄总讲了，结算都用人民币，那是非常好的，相当于汇率风险就自然规避了。可是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很多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印尼，包括俄罗斯，很多这些国家规定国内交易只能用本币，就是当地货币。有些国有像马来西亚规定，要出口，75%外汇收入必须换成本币。
尹凡：有些国家比中国管制还要严。
张晓萌：对，一带一路有些国家的管制，真的是，乌克兰50%外汇收入强制结成本币。
另外当然也有一些避险工具，但是我们要提醒企业，一个是监管的风险，有些国家，像香港、新加坡、捷克、匈牙利，它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外币不是自由兑换的，你要排很多时间表，要先准备好。也就是监管风险是要考虑的。还有一个企业要考虑资金的流动，跨境流入流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有些当然挺好，比如巴基斯坦对资金的跨境流出基本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很多跨境的企业，很多国家对跨境的资金流动有很多限制。这一点也是企业要非常注意的。比如海外发债，2.75%的利率，但是您能借得进去吗？这也是在当地要考虑的。
尹凡：谢谢。谢总强调中国人在fintech上面要帮助这些国家，现在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就是SWIFT，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有没有可能绕开，SWIFT又贵又慢，绕过它有没有可能？
谢一铭：有，但是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完成的，其实很需要中国央行的配合。其实要搞清楚SWIFT是什么东西。SWIFT其实不是个汇款系统，它是一个信息系统，国际的汇款，尤其是企业之间的汇款，银行会收集很多数据，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在黑名单，你的资金用途干什么，另外一个国家的收款银行是什么银行，是直接打
过去还是换成当地的本币，还是用美元等等。很多信息很乱。SWIFT做的就是把信息标准化，它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大概七十年代用到现在。
尹凡：现在央行有一个系统，（SIPS），有关系吗？
张晓萌：用的也是SWIFT的报文格式。
谢一铭：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系统，是很不简单的。比如说，很有一带一路的一个例子，两个一带一路国家，一个是阿联酋一个是印尼，很多印尼人在阿联酋打工，迪拜很多印尼人，都是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做服务业的，喜欢用同一个宗教信仰的人，印尼人在迪拜打工，打钱回去怎么打？超级麻烦。他是拿当地的一堆现金，去当地的兑换机构，打款回印尼。美国的银行一般觉得，这个合规风险太大。
张晓萌：你很幸运，监管对银行和对fintech是不一样的。
谢一铭：更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也不太接这个业务，因为中国的银行有很多美元业务，美元业务不管你的主权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只要你做美元业务，就受美国监管。所以它也怕得罪美国，也不敢接。怎么办？
按道理你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推动者，一个地区的启航者，应该可以把两个国家用人民币对接，但是（SIPS）做不到，但是用区块链未来也许可以。
尹凡：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很长远的东西，fintech可能会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尤处长，风险挑战。
尤灿：之前很多专家提了一些我想说的，我从我们从事的行业，提一下规则意识。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说，一是要充分了解，二是积极融入，三是大胆利用。很多时候我们在谈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并不完全了解一些事情。比如去印尼去迪拜，有没有考虑过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有什么区别？去印度有没有考虑过印度假期非常多？
尹凡：什么？
尤灿：印度很多假期是重复过的。一个实例就是，一个工厂三百多个工人因为一个婚礼走了两百多个，回来还要补助。
尹凡：印度还是金砖国家。
尤灿：印度同时是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且细致到，缝衣针、扑克牌。
尹凡：我们把最后的发言机会留给马老师。企业一定是要自己做一些事情，自己承担风险，怎么去承担？
马丽蓉：我认为企业目前面临的风险，应该多源综合的风险评估，源头的源。刚才大家听到了，政治、经济、人文、安全多源头生发出了这样能够影响企业投资环境和成长的综合风险评估，这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的现状。
第二句话，一定要长期跟踪这些风险的数据，一定要有扎实的数据做跟踪，科学准确的判断。第三句话就是综合施策。刚才提到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是伊斯兰国家，里面牵扯到了，比方说宗教极端主义，由安全领域到其他领域，还有难民，这是潜在的。还有伊斯兰金融，去迪拜，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一定会碰到伊斯兰金融这样一个难题。这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
尹凡：谢谢马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嘉宾，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话题，虽然有我们的困难，但是也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