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张恒龙致辞

新华丝路网上海9月23日电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讨会暨《金砖国家投资环境报告》发布会23日在上海举行。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张恒龙在致辞中以人民币国际化替换一般贸易进出口、贸易畅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

张恒龙指出，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正努力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载体作用，推动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业企业抱团“走出去”并形成产业聚集，促进共同发展，降低“走出去”的风险。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进展顺利，取得早期收获，被誉为“一带一路”上闪亮的明珠。

以下为致辞全文：

加强制度供给助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上海大学  张恒龙

2017年9月23日

首先请允许我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当前的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是这个世界六百年来大家都没有做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听起来颇具挑战性。

第二个，中国打算怎么回去呢？没有一个霸权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霸权的，从来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当代中国在回答这两个重大的命题的时候，必须要树立一种观念，不要继续希望天上掉下机遇，必须从战略角度讨论略。我们需要从传统从历史从现实当中获得智慧。

先回顾一段历史，在中学教科书里讲到明末清初必有这么一段话，江南一带手工业高度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应该还有印象，当时不理解怎么会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怎么突然就消灭了？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条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恰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远远比我们在汉唐时代往西域走的丝路更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以乌镇为例。中国的江南水乡都有特点，就是房子都是依水而建，恨不得直接建到水道上。基本楼层不超过三层，而且第一层的窗和门是一样的功能，在船上是可以直接卸货到商铺里的，这是一种功能设计。人类的建筑永远是形式不同于功能，当时的江南已经出现了一二三产的分工，一批人专门种桑养蚕，一批人专门织布抽丝，还有一批人在乌镇专门负责收购。这个专门收购的有一个名字，牙行，就是今天的中介机构。这些人收来丝、布卖出去。当时中国江南出现了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分工，为国内外两个市场服务，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的生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将中国深深融入了全球化。而且这一轮的全球化恰恰是以中国的产品为核心的，如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把中国裹胁进了全球化。这一轮是我们自愿的。

我们经常说中国一百五十年屈辱的历史，中国本土并不产银，银子从哪来的？就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西班牙人没有发现中国，没有发现印度，发现了南美洲，南美洲有白银，日本有银矿，日本和南美的白银通过这条丝路源源不断的交换到中国，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为当时的我们奠定银本位，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第一次全球化让中国居于中心地位，换来大量的海外白银。

我说这个话，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一直灌输的概念是，中国一直是闭关锁国的，我们的开放是被迫的。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老祖宗并不缺乏全球化的经验。尼克松访华回去之后，他的幕僚写了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审视。没想到那些保守古板的中国官员一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复兴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毕竟经过了几千年的检验，可能这两百年混得不太好，但是不代表这条道路不管用了。中国这三十年超级优秀的经济成效也证明，这条道路可能有别于西方的道路。1999年美国学者弗兰克出了一本专著，重新认识东方，白银资本。这本书引起了争论，我们借此问问我们自己，新的世界秩序如此之近，我们准备好了吗？

过去三十年融入全球化的这条路，我们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原来我们是贸易帝国，向海外出口的主要是商品。今天我们可能输出的未必就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产能。因此一个必然的选择就出现了，境外经贸合作区。这里摘录了一段中国国家商务部网站上的介绍，对于举办境外合作区的意义，高度进行了评价。一带一路大家知道有五通，其中贸易畅通排第三位。这一轮贸易畅通和我们三十年来遵循的以商品出口的国际贸易不一样，更强调在当地进行生产。境外经贸合作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形态。在这里不得不说，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中国有一批值得信赖的有开拓精神的有情怀的企业家。我这里特别举两个例子，就是来自江苏。在20多年前，有一批纺织企业，他们为了避免发达国家配额的限制，为了避免国内棉价的高涨，为了规避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纷纷自寻出路。

这两个企业，一个大家比较熟悉，江苏无锡的红豆集团，还有一个大家就不熟悉了，是位于张家港，中国一个县级市，张家港的乡镇企业旗镇（音译）集团。这两个企业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二十年前默默出海，耕耘二十年，今天在中南半岛在非洲大陆，都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中国人办的投资开发区。比如说西哈努克港的特区，成为柬埔寨经济增长的一个明星。而中非工业园在埃塞俄比亚，也是我们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必去的一个项目。这都是由两家民营企业完成的。

今天借此机会，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谈一谈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制度角度加强对他们的支持，在改变中国面对全球化新的挑战中，走出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新的发展道路。

在这里从四个方面，首先针对现在出现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加强国内政策的顶层设计，提高统筹的层次，发挥对外投资的协同效应。

现在，很多经贸区反映，对外援助是各路大军九龙治水。现在中国的高校走出去要在境外举办分校。我们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还方兴未艾，中国的大学也要走出去，上大也要有动作，全球布个点。这种走出去的格局，未来如果在投资国东道国出现了问题，谁来协调？是大使馆吗？我们现在大使馆人员的配置，人员的专业背景功能配置，好像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这一块的顶层设计，必须在我们大规模的走出去，在全球布更多的点之前，要有所考虑。

第二个，要推动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全覆盖，要尽快出台境外投资法，改变海外投资无法可依的局面。旗镇（音译）集团六个人的团队在海外二十年打拼出来了，你跟东道国官方谈判的时候，你只是一家民营企业，不具官方身份，往往处于非常不对等的谈判地位。但是国内，我们没有相应的法律去支撑他们。这一块未来也是我们立法的重点。

曾经2007、2008年财政学界已经研讨出了转移支付法的草案，但是至今没有出台。对外投资，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不仅吸收了世界上最多的投资，也是投资老大。这么大的钱投出去，无法可依。这如何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

第三个，金融走出去。要协助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这是境外经贸合作区遇到的最大的问题。20年出去是单干的，自谋生路，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上升为国家的行为国家的倡议，是否应该把这些企业都纳入到国家金融支持的范畴，亟待需要银行界创新。

银行能不能少赚一点？我说多赚一点不怕，能不能干点实事，比如说境外贸易区能不能享受内保内贷的待遇？但是我们的制度现在横亘在那里，无法逾越。

最后是政府协调，加强合作，抱团出海，避免恶性竞争。很多企业家反映，现在如果论闯劲论企业家精神，在海外的中国企业家无人可以匹敌，就怕窝里斗。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在非洲大陆出现了。

以上四点是我们团队研究提出的一些建议，在此给大家作个参考。最后把这句话作为结束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战略重于机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