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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大传播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6-06-27 09:53 姜飞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的画卷逐步展开,更多的人也汇入有关“一带一路”的“协奏”。声音不少,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发展视角下,实现物流、资金流、人流的互联互通,实现各方经济上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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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的画卷逐步展开,更多的人也汇入有关“一带一路”的“协奏”。声音不少,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和发展视角下,实现物流、资金流、人流的互联互通,实现各方经济上的共同发展。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更具意义。如果将其置放到未来五十年国际格局的重构以及中国大国地位和角色的奠定、发挥角度来看待,对于 “一带一路”的认识还需加强。尤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基于媒体和新兴媒介所逐步形成的“国际大传播”理念,在以往的经济合作的视野下,要增加一个国际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视角。

一、跨文化“大传播”理念的必要性。相对于以往强调受众群体和规模以及大众媒体传播渠道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跨文化大传播”(Trans-cultural Grand Communication)可以实现四个层面的拓展:第一,传播渠道拓展——不仅包含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还包括手机等新兴终端;第二,内容上拓展——不仅包括传播的新闻信息(news information),也包括讯息(message)、数据(data)传播等“全链条信息”;第三,“传播”外延上拓展——大传播是“全息传播”,同时包含交通(transportation)、电信(telecommunications)与大众传播;第四,传播边界的提升——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跨越的是国家和地区的物理边界,但要收获实际的传播效果,还需要跨越文化的边界。理解这些拓展需要历史视角:发达的驿站等陆路交通系统成就了包括罗马和唐朝在内的封建帝国,我们沿用至今的一个成语“条条道路通罗马”即是有效佐证;地理大发现以后发达的远洋能力成就了英法殖民强国;发达的大众传播能力成就了新美利坚帝国;大传播理念下,新媒体将成就中国。中国需要更广大的传播理念,即大传播理念,整合统筹所有的传播路径和技术,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亟须贯穿这样的理念,方可奠定未来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地位。

二、在跨文化传播的理念下,“一带一路”建设的理想目标是构建区域内国际社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社区(community),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而文化认同是社区的思想基石。文化认同又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件。“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文化软实力包含两个层面,既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又包含通过现代化中国的崭新面目和战略构想,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加新时期、新建设的内涵。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也可以称为中国的“巧实力”战略,因为既可以收获“一带一路”软实力的历史影响,又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大传播唤醒、重构国际社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共性视角切入,但落脚点是刷新沿线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提升对中国的区域文化认同,进而确保地区和平和中国持久影响力。

三、历史和理论研究已经证明,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治理非常依赖有效的传播。一个良性社区的建构过程基本要素包括:一定的人口规模、特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相互依存共生的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交往。在这一关系过程中,专业研究发现,特定的社区,包括国际社区不仅仅是依靠物流、资金、信息和人的传输、传播,早在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奠基人杜威就提出,社区就存在于传播中。无论G7、G8、G20,还是联合国,如果没有传播就没有其今天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因此,“一带一路”除了物流、人流、资金流外,还是更加广泛、深入的双向信息流的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跨越这么大的区域,从地理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广袤地域中传播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重点强调:“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进而提出,“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四、在跨文化“大传播”理念指导下,“一带一路”的难点和重点集中在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带领的课题小组,从1998年起在以人口和文化的多样化而著称的洛杉矶市展开一项名为“传媒类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的大型研究。该研究以洛杉矶的七个形形色色的居住地区为研究点,使用多种语言接触这些研究点的居民,并运用电话访问调查、社区问题焦点小组、社区组织成员访谈和当地传媒业者访谈等研究方法,采集有关传播与社区归属感关系的信息。研究发现,对居民的归属感产生更大影响的不是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是有效的社区传播基础结构。传播基础结构是置于传播行动背景下的趣闻轶事讲述网络。它包括人、传媒、社区组织创造与传播的日常谈话与趣闻轶事(即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网络),以及居住地所拥有的促进邻里传播的资源(即传播行动的环境,如公园、安全的街道、图书馆、学校等)。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可以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在国外落地,但是,国外受众很少收看,凸显出的问题是,国际传播的文化边界突破是最难的,而有效的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朝向的就是这个最难突破的边界,也是必须突破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认识到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重要性是第一步,将其视为难点予以高度重视更加重要。

五、在跨文化大传播视野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信息“自办发行”的开始。国际范围内信息的流动并非如一些媒体所宣称是自由的,绝大多数国家的信息消费是被“包销”或垄断的,这已经是一个事实。2004年开始的中国媒体走出去战略正在通过时间累积媒体信用,不断推动中国声音走向国际,迎接国际传播向好局面的到来。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自办发行”中国信息,缘于从1970年代迄今四十多年争取国际传播新秩序努力的经验与教训:世界传播秩序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争来的,只能靠自主建设。

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与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地位,需要建构中国能够自主的国际化媒体以及为自己赢得尊重的国际传媒、传播新秩序。路径就是在上述跨文化“大传播”理念下推动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而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将这个国际传播基础结构建设巧妙寓于国际物流、资金流、人流的建设过程中,借助新媒体的战略机遇,更新区域国际传播结构,实现区域突破,拓展区域国际文化认同,建构国际社区,进而逐步完善国际传播秩序构建。(姜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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